训诂学总结 第1篇
凡遇原文有误字误读须更正的，就用“某当为某”或“某当作某”这个格式。比如:
(1)《太素·顺养》：“莞藁不荣。”xxx善注：“莞藁当为宛槁。”
(2)《xxx·夏官·训xxx》：“诵四方之传道。”注：“故书“传’为“傅’，xxx春云：傅当作传。”
这术语表示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比如:
(1)《诗经·卫风·氓》：“隰则有泮。”xxx:“泮读为畔。”(按泮为泮官,畔为田界)
这术语多用来拟声注音。段玉裁说:“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切，故为比方之词。”比如：
(1)《说文》：“哈，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
这术语和前面讲的“言”不同。使用这术语时，必是“声训”；除了释义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时是同音的关系，有时是双声叠韵的关系，与词义的推原有关。其格式为“某之xxx也”，“某之为xxx也”。比如:
《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xxx之内也。”xxx：“xxx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xxx。”
训诂学总结 第2篇
这个术语表明被解释的词是表示某种性质或状态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样子”。它的基本格式为“某，某貌”。有时也用“...之貌”。比如:
《诗经·王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蚩蚩，敦厚之貌。”(一说借为“嗤嗤”，犹嘻嘻，笑也。)
这术语用来指明文句中的虚词。比如:
(1)《诗经·xxx·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_毛传:“思，辞也。_
都用来表示事物种类，“属“强调事物的共同性，“别“强调区别性。
“一曰”用以指出别义，或指出并存数说；“一名”限于用来指别名。
这个术语是表明某字当读本音。
《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经典释文》注云：“乐，音洛；土，如字。” 这也就是说，“土”照习惯上最通常的读音读。
通语指非地区性的普通词语。凡语即一般通用的词语。代语指方言之间意义相同可互代的词语。转语指因时、地不同或其他原因而音有转变的词。
用“变文”这个术语说明引用原文时词语有变动。古人写文章为避免前后重复或为增添文章色彩，引用前人文章时有意改变某些词语。
汉初的经学书籍都是用隶书写的，当时称为“今文”。到了汉武帝末年，xxx因建王府而拆孔子住宅，在夹壁中发现了些用战国时代字体(有人又称为科斗文)写的经书，和原来存世的今文经书有些不同，于是就有许多人去研究它，这就称为古文经学。随后就形成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对峙。今文经派重在微言大义，古文经派重在章句训话；今文经派认定孔丘之后才有经，古文经派主张六经在孔后前便存在。至今已经演化为两种不同学派的分别。
训诂学总结 第3篇
浑言：笼统地说。析言：分析地说。
这是指出近义词的共同义和区别义时所用的术语。比如:
《说文·鸟部》：“鸟，长尾禽总名也。”段注：“短尾名佳，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
“浑言”也称“统言”“通言”“散言”或“散文”，“析言”也叫“对言”或“对文”。比如:
《说文·草部》：“茅,xxx。”段玉裁注：“按统言则茅营是一，析言则管与茅殊。”
“浑言”彰其同，“析言”明其别，旨在揭示同义词间内在联系与区别
训诂学总结 第4篇
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被解释的词放在前面。它往往用来表示以一般释特殊或以具体释抽象。“谓”相当于“指的是”或“说的是”比如:
(1)《论语·子罕》：“后生可畏。”何晏注：“后生，谓少年。”
这个术语有时也用来表示比喻意义。比如:
《诗经·邯风·谷风》：“何有何亡，龟勉(辛勤努力)求之。毛传:“有，谓富也；亡，谓贫也。”
这个术语加在解释的词语之前，组成“某,xxx也”的格式。它有阐述的意思，多用来串讲大意,或总括一段话的中心意思。比如:
(1)《诗经·豳风·东山》：“慆慆不归。”《毛传》：“慆，言久也。”
(2)《左传·僖xxx十年》：“子鱼日：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xxx:“勍，强也。言楚在险隘，不得陈列，天所以佐宋。”
用这个术语组成“某，xxx也”的格式,大致和现代“等于说”当。
如《xxx·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句，xxx：“老，敬也，幼犹爱也”
相当于现代的“叫”或“叫作”。使用这些术语时，被解释的词在后面。比如:
《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xxx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充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谓之”和“曰”、“为”的作用一样，可以任用其一。“谓之”亦作“为之”(《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又作“之谓”《xxx·告子》：“生之谓性”)。
训诂学总结 第5篇
以形说义 古代书面语言是用汉字记录的，最早的汉字是根据字义来绘形的，所以相当一部分字的字形和字义有关联，这就确定了分析字形对了解字义的重要作用。所谓“以形说义”，是指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字所记录的词的xxx，即体现在造字意图中的基本词义。在运用以形说义这一方法时，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第一，笔意与笔势的问题：在运用以形说义的原则时，必须以笔意为据。颜之推《xxx家训》中曾说:“学者若不信说文之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划有何意焉。”这就是说，xxx当时的字形，已经看不出“一点一划”之意，只有较早的文字，才有笔意。由于发展，文字符号化，变成了笔势，字形与字义的联系逐步隔断了。如硬拿笔势说义，则会穿凿附会。第二，异形和数义的问题。字有异形，词有数义，这是文字和语言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数义往往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因此，在以形说义时，应着重确定其xxx，用xxx统帅其引申义。同样，字虽有异形，只要它们记录的确实是同一个词，这些不同的形体也能统一在同一xxx或相与有关联的意义上。由于汉字的形体往往是对它所记录的词的意义的描绘，而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义是彼此有联系的、共同形成一个系统的，那么，不同的字形只要它记录的确实是同一个词，它总是可以统一在这个词的xxx或多义词的几个义项上的。用以形说义的原则来统一不同的字形，对于给词义作出准确的训诂来，是十分必要的。第三，本字和借字的问题，以形说义的原则只应用于记录这个词的本字，但训诂学家在说义时往往又并不拘于文献所用之字。这是因为，文献用字有通假现象也就是同音代替(即采用同音字来代替本字)。这种现象使字形与字义完全脱离了联系。在以形说义时，要注意不要把借字的字形来附会解释字义，而应当沿着声音的线索，有根据地找到本字。
因声求义 字形对于语言中的词来说，是外在的因素，语音才是词真正的物质外壳。这不仅因为古代有用字上的通假现象，还因为，同源字的产生、方言词的分化，都是以声音为联系的。仅靠字形来确定了义，是无法完全解决问题的。训诂学发展到因声求义，是一个很大的前进。清代和近代学者非常重视声音的问题，是十分正确的。xxx、xxx两先生在总结前人文献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把训诂学进一步提高到“语言学”的理论上来。他们把 “文字”、“声音”、“训诂”结合起来，以声音为主导组织成有体系的“语源学”。利用声音来求义主要有二个方面:第一，是解决同音替代问题，排除通假造成的形、义分离现象，求得本字、以便更好地运用以形说义的原则。古书中存在着很多通假现象。所谓通假，就是在用字时不写本字而取另一个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这样一来，字形与语义之间的联系被掩盖了，以形说义的原则无法贯彻因而形成了训诂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求本字不应当局限于《说书解字》。其二，应用“同音”、“音近”来阐明假借，一定要有确凿的文献作为佐证。仅仅凭着古音的相同或相近胡乱联系，不但作不出正确的训诂来，反而会因穿附会，把形、音、义的联系搞乱，把古书的意思曲解。第二，解决方言词的问题，求得方言词声音变化的轨迹。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毛传》:“卬，我也。”“卬”，今北方方言变为“俺”。“卬”古与“吾”通(模、韵对转)，今转为“俺”。第三，是推求语源，解释某些词诠释命名的由来。前人早有“声训”之说，所谓“声训“，就是从声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说文》从声音线索排求语源的例子非常多，举例示范:《说文·艸部》:莍，茮榝实，裹如求者。”茮”即“椒”字，“茮榝”即今之“花椒树”。“莍”是今之“花椒子”。《尔雅·释木》:“茮榝酿醜 (多)实。”xxx:“莍萸子聚生成房，xxx亦呼茮莍。”花椒树结实时有外壳(房)花椒予聚于壳内，此《说文》所说的“裹如求”。“求”即“莍”的语源。《说文·八卷上》：”裘，皮衣也。古文作求。” 古人皮衣多用羊皮（狐xxx极珍贵的)，聚毛揉如小丸叫“珍珠毛”，紫羔皮亦作小圆珠形。治求必揉毛如丸，而与椒实相似，此“莍”字得名之由来，即推寻语源之例。
核证文献语言 《说文解字》是一部依据六艺群书实际语言资料作出训诂的专著。它一再指出“经艺之本”，这就是说，剖析字形、分辨训诂必须以古代文献中生动的语言为本。xxx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历来有成就的训诂学家莫不循此而把它发扬光大。段玉裁应用文献语言解释训诂有两种方法:第一，旁征博引古籍群书、细密、深入、全面地说明训义。第二，对文献语言先有正确的了解、而后得出正确的训诂。依据文献语言，是从事训诂的很重要的方法。古代文献语言与后代书面语言，既有差异，亦可互相沟通。运用文献语言能找到古今互相沟通的线索，使训诂更加明确。古代文献语言也有保留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是疏通训诂的必要方法。应用“同音”、“音近”的方法来解决通假问题和推求词义来源，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实际的。如果离开确凿的文献语言的佐证，仅仅根据声音妄加推测，势必多有谬误，所以有人把“同音”、“音近”比作小学家犯罪的凶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文献语言的实际出发来解决同源字的问题，舛误就会减少或避免。
考察古代社会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词和词义的发展都是利人类的社会生活密切地联系着的。因此，了解 一个词的意义和词义的发展变化不仅要考虑到它的形体和声音、而且还要对与这个词有关的人类社会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掌握这个词的意义和它的发展变化，并且进一步掌握和这个词有关系的一些词。与词义发展有直接联系的是社会生活，社会生产也直接影响词义的发展。为了交流思想，表达感情，才产生了语言。所以语言中词的意义与生产劳动是最密切相连的。不了解古代数学、天文学、医学建筑学 ......的发展状况，缺乏古代礼仪、服装、器物等文化知识，就很难对某些词语作出正确的训释。词义的发展与社会制度有关。语言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离不开人的社会性，离不开人类的历史发展，必然要反映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历代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训诂学家训释词义时，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必须有所了解，有所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解说。
训诂的运用 固然，同一民族的语言在发展中总有它较为稳定的因素，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之间共同的或对应的成分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随着时同的推移，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至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都会发生变化，时间越久远，变化越巨大。语言必须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才能担负起社会交际的职能。因此，当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之后，要绝对准确地翻译前代的文献，后代语言总是无法完全胜任的。时代相隔越远，这种无法翻译的情况就越突出。特别是，古代的政治、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等等，都有很多今天的人们所未能见到的独特之处。要想准确描绘古代的状况，深入理解古人的思想，细腻地再现古人的表达，翻译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运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工作 我国古代文献非常丰富，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待发掘、整理，在古代文献中，虽有一部分已经过注释家们注释，但一则由于当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多有不够准确之处；再则，前代人的注释到了今天，在语言上又产生了新的隔阂，仍为一般人所不理解;此外，还有更大量的文献古籍从未经过整理，不能为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所以今后文献注释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要想准确地注释古书，非通晓训诂学不可。
通过训话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 由于语言的社会性，作为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训诂学，总是跟社会的研究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我们既必须通过研究古代社会来作出正确的训诂，又需要通过研究训诂来获得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运用于工具书的编纂 任何时代都要编纂为自已时代所需要的语言工具书。有了工具书，才有利于文献古籍和科学文化的普及。而对工具书的编纂和修订离不开训诂学。 首先，工具书的体例要参照前人训诂专书和注释书，我国最早的宇典是xxx的《说文解字》。它首创了用偏旁部首来统帅文字形体的编排方法，这个编排方法，至今仍为现代新编的字典辞书所采用。比如，《新华字典》虽然改成了音序排列法，但人们常有读不出音的字需要查检，因此，还必须附上以部首编排的索引。 其次，今天编纂字典辞书时释词的方法仍未越出前人的范围。汉代人释词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互训。互训是用同义词相互解释的一种释词方法。训诂首先从同义词的调查研究入手，在实际的语言材料里找出同样环境的词，加以比较、综合，然后用来互训。这种互训的方法，是取训释词和被训释词在词义上相同的方面，但也无形中给比较它们的不同方面提供了条件。除了同时代的语言可作互训外，古今的异言也可以作互训。《尔雅》在《释诂》、《释言》里曾用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 中用以翻译《尚书·尧典》的文字，与《尧典》的原文比较，以今释古，作出了许多互训。第二，推原；训诂解释词义的另一种方法，是根据词的声音线索，探索词义的由来。这种方法叫推原。前面，我们在“因声求义”这个训诂方法，也讲到了同源字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推原的释词体例，就是这种训诂工作的具体体现，前面说过，这种方法，如果没有大量的文献语言作为佐证，常会穿凿附会。但是，这种体例，对于今天编纂语言工具书，特别是编写同源字典、仍是有参考价值的。第三，义界。用一句或几句话来xxx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作出阐述或定义，这种方法叫做义界。义界比互训在训诂上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普遍，这是因为语言中决然相同的两个词是很少的。互训只能对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相对同义的词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词的概括意义。用义界的方法来训释词义，对帮助人们了解词的概括含义，是更为行之有效的。由此可见，不通训诂、对 些词语的解释，不可能确切，常会望文生义而降低工具书的科学性和使用价值。
运用于指导阅读和语文教学 在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中，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许多人常以“不求甚解”的办法一略而过。这样做，必然会影响对文章的深人准确的理解。为了更有根据地解释这些疑难问题，语文教师有必要懂得些训诂常识。不只是xxx的解释需要运用训诂，很多课文中的成语，也需运用训诂才能解释得通达流畅，还其xxx。
训诂在汉语科学研究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训诂学曾经一度是文献语言学的总称，而古代语言的面貌必须通过大量的文献才能被如实地描写出来，所以，古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是离不开训诂学的。 首先，前而已经说过，在训诂学尚未从注释书中独立出来、小学附属于经学的时期，有关古汉语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结构等的资料，都是零散地保留在注释书和工具书中的，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不可能脱离这些资料。同时，只有把不同时期的语言加以综合比较，才能看出语言发展的历史。所以汉语史的研究也离不开这些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训诂学绝不简单地等于语义学，它其实包括了古代汉语研究的各方面的内容。除以上提出的五点外，训诂学对文献校勘学、目录学、考古学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今后训诂学的发展，一方面要继承前人，用注释书和工具书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训诂实践，使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进一步得到扫除，从而推动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在前人已总结出的训诂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发展为一门具有汉民族特点的语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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