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原文及翻译 第1篇
刘向新序原文翻译
一、原文：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①，以布衣富侔②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
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③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富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选自刘向《新序》）
【注释】①陶之朱公：即范蠡（lí），相传他辅佐越王勾践灭吴之后，隐居陶山，改名朱公。②侔（móu）:等同。③缯（zēng）:丝织品的总称。
二、翻译：
梁国曾经有一件难以断定的案件，大臣们有些认为应当判有罪，有些人认为是无罪。即使是梁王也很疑惑。梁王道：“陶朱公（即范蠡），凭借平民的身份而做到举国首富，这必定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于是就召来范蠡问他说：“梁国有一件难以断定的案子，断案的'人一半认为有罪一半认为没有罪，即使是我也很疑惑，先生你来判断一下这个案件，怎么样？”范蠡说：“我是个卑贱的小民，也不懂得如何断案，虽然这样，（大王让我断我举个例子）我家有两块白玉璧，它们的颜色都一样，大小也一样、光泽也一样，但是它们的价钱，一块卖千金，一块卖五百金”。王说：“玉大小与色泽都一样，一块卖千金，一块卖五百金，为什么？”范蠡说：“从侧面看它，一块比另一块厚了一倍，所以价值千金”。梁王说：“好。”所以案件有了疑难，就不判罪，赏赐时有了疑难，便全部赏赐。梁国的臣民都很高兴。
由此看来，墙薄了就容易坍塌，丝织品薄就容易裂开，器物太薄就容易毁坏，酒太薄就容易发酸。那些薄的事物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那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享有国家权力畜养人民，施行政治教化的君主，应该厚德对待人民，就可以了。
新序原文及翻译 第2篇
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掩饰作伪的事儿也发生了。（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仓颉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王，使王政畅行。这就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倡导风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君王运用文字工具，更便于向臣民施予恩泽，而臣民应以立德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捞取爵禄。
仓颉初造文字，是按照物类画出形体，所以叫做「文」，随后又造出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以扩充文字的数量，这些文字就叫做「字」。叫它为「字」，是说它来自「文」的孳生，使文字的数量增多。把文字写在竹简、丝帛上，叫做「书」。「书」意味着写事像其事。（文字）经历了「五帝」、「三王」的漫长岁月，有的改动了笔画：有的造了异体，所以在泰山封禅祭天的七十二代君主留下的石刻，字体各不相同。
《周礼》规定八岁的士族子弟进入初等学馆学习，学官教育他们，先教「六书」。《「六书」的名称，）第一叫指事，指事的含义是：字形、结构看起来认得，但须经过考察才能知道它所体现的字义，上下二字即属此例。第二叫象形，象形的含义是：用画画的办法画出那个物体，笔画的波势曲折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属此例。第三叫形声，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叫法，挑选可相比譬的声符和义符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属此例。第四叫会意，会意的含义是：比联起事理有关的字素，构成文字；掺合字素的意义，可以得知新字的字义或旨趋，武信二字即属此例。第五叫转注，转注的含义是：立一字为头、为根，创制类属字，类属字对根字的形音义有所承袭，与根字意义相通，考老二字即属此例。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义是：没有为某事某物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个同音字代表它，令长二字即属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十五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异。（不过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写「六经」，左丘明着《左传》都还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体、意义仍为学者们所通晓。再往后（到了战国），诸侯们依靠暴力施政，不服从周天子；他们憎恶礼乐妨害自己，都抛弃典籍（各行其是）。中国分为七雄并峙，田亩的丈量方法相异，车子的规格尺码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有规定，说起话来方音分歧，写起字来相互乖异。
秦始皇初灭六国，丞相李斯就奏请统一制度，废除那些不与秦国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负贾规范文字，）李斯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它们）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体，有些字还很作了一些简化和改动，这种字体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始皇焚烧《经书》，除灭古籍，征发吏卒，大兴戍卫、徭役，官府衙狱事务繁多，于是产生了隶书，以使书写趋向简易，古文字体便从此止绝了。
从这个时候起，秦代的书法有八种体势，第一叫大篆，第二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虫书，第五叫摹即，第六叫署书，第七叫殳书，第八叫隶书。汉朝建国以后有草书。
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后开始应考，能够背诵、读写九千个汉字的人，才能做书史小吏；进一步是用书法「八体」考试他们。通过郡试之后，上移给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试，成绩最优的人，被用为枢秘处的秘书。官吏的公文、奏章，文字写得不正确，「尚书史」就检举、_他们。如今条令虽在，却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讲习，士人不通汉字之学很久了。
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在这以后）凉州的地方官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汉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官讲说文字，尊奉爰礼做「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集大家的解说着了《训纂篇》。《训纂篇》总括了《仓颉篇》以来的十四部字书，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该书了。
到了王莽执政摄行王事的时候，他要大司空甄丰等人检校书籍，以标榜自己尽力于制礼作乐之事。这期间对古文字很有一些改动。那时有六种字体，第一叫古文，这种文字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不过字体又同古文有别：第三叫篆书，也就是小篆：第四叫左书，即秦朝的隶书，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创制的；第五叫缪篆，是用在玺符印鉴上的文字；第六叫鸟虫书，是写在旗幡等物上的。
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无意中）得到了《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典籍。（古文典籍）还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左传》。一些郡县、诸侯国也往往从地下发掘出前代的宝鼎和器物。它们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这些古文字数据）彼此多相似，虽说不能再现远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况却能知道大概了。世人无知，极力否定、诋毁古文，认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改变现行文字的写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伪造出来的不能知晓的文字；（认为古文）是诡变正字，搅乱常规；（认为拥护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于世。
很有一些儒生（喜欢凭着臆断）争着抢着解说文字和《经》义。他们把秦朝才有的隶书当做仓颉时代的文字，说什么「文字是父子相传的，那里会改变昵」？他们竟然瞎说：「马字头作一人字是长。」「人握十是斗。」「虫字是屈写中字的一竖。」掌刑官解说法令，竟至于凭着拆析字形来臆断刑律，比如「苛人受钱」（原义是禁止恐吓人犯，索取贿赂，「苛」是「诃」的假借字，可是）有人说，「苛」字（上为「止」，下为「句」），意思是「止句」。类似上文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这些解说）都同孔壁中出土的古文字形不合，同史籀大篆的字体相违。粗俗浅薄的人，欣赏自己习见的东酉，对于少见的事物则格格不入，（他们）没见过宏通的学问，不知道汉字的规律、法则，把古文典籍看成异端，把无稽之谈当做真理，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看得神妙至极。（他们）探究圣人著述的深意，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一句，便说《仓颉篇》是黄帝时代写的，说那句话寓有黄帝仙去，让幼子承嗣的深意。他们迷误不通，能不违背事理吗？
新序原文及翻译 第3篇
过去淳于公说：“人们担忧的问题，是担忧疾病多；医生们担忧的问题，是担忧治病的方法少。”疾病多但是治病的方法少，没有超过温病的了。什么原因呢？六气当中，君火、相火不用说了，风、湿和燥没有不同时具有温，只是寒同温相反，然而被寒邪伤害的人必定患热证。天下的病哪有比温病更多的病呢？记载和论述方剂的书从张仲景开始。张仲景的书专门论述伤寒，这只是六气当中的一气啊。其中有同时说到风的，也有同时说到温的，可是讲的风，是寒中的风，讲的温，是寒中的温，因为他的书本来论述伤寒啊。其馀五气，一概没有涉及，因此后代不传了。即使这样，但是创作的人叫做圣人，阐述的人叫做贤明的人，学习的人如果彻底推求他们的文章，通晓他们的文义，变化它们，奉行它们，用它们治疗六气造成的疾病是可以的，用它们治疗内伤也是行的。无奈社会上缺少善于触类旁通的有才识的医生，—般人认为缺漏可耻，不能举—反三，只求按照图样寻找好马般地就伤寒而论伤寒。
从王叔和以以下，大约都用治伤寒的方法疗六气造成的疾病，这好比用细葛布挡风，指鹿为马，到治疗时立即失败，也知道他们的医术粗疏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仍旧袭用原来的方剂，稍微改变药味，冲和、解肌等方剂就纷纷地编录到陶华的《伤寒六书》出现，于是竟然用臆造的治伤寒的方法疗六气造成的所有疾病，不仅仅对张仲景没有讲到的内容未能创发新的义理，就连张仲景已写定的书也都遭到了窜改。社会上的普通人喜欢《伤寒六书》内容浅近，共同尊崇它，人民的祸害就频繁了。又有一个名叫吴又可的，编著《瘟疫论》，其中的方剂本来是治疗—个时期发生的时疫病的，但是社会上的人错误地用它治疗每年一定季节出现的温热病。最后像方中行、喻嘉言诸医家，虽然把温病排列在伤寒之外，但是治疗方法则最终没有离开伤寒之中。只有金朝刘完素先生特别通晓热病，超出各家，编著的《河间六书》分上中下三焦论述治疗，而不墨守六经，近似暗室一灯，中流一柱。可惜他为人敦厚而缺乏辞采，他的论述简略而不通达，他的方剂有时也驳杂而不纯粹。继承他的人又不能阐明其中的含义，弥补其中的疏漏。像张景岳这一流学习医道的.下等医生，正在责怪他而且诋毁他。于是他的学术不能显明，他的主张不能推行。社会上的平庸医生遇到温热病，就没有不首先发汗解表，用消积导滞法搀杂，接着就猛用攻下法或者乱用温补法，轻病因为这个缘故而加重，重病因为这个缘故而死亡。如果侥幸不死就吹嘘是自己的功劳，造成死亡便闭口不说是自己的过失，即使病人也只知道重病难以挽救，却不了解药物杀人。父亲把这一套方法传给儿子，老师把这一套方法授与学生，整个社会同一风气，牢不可破。肺腑不能说话，冤鬼深夜号哭，两千多年，大略相同，令人感慨不已！
我朝政治和协，学术昌明，著名的医家一批批地出现，都知道从《灵枢》、《素问》探求医学的本源，向张仲景的著作求教。自从苏州人叶天士先生《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现，然后依照温病的名称求取温病的内容。喜爱学习的医生都知道趋向正道，但是贪求常规的医生仍旧各自认为老师的学说正确，厌恶听取高明的理论。那些技术不高明的医生又只稍微了解—些粗浅的内容，不能明白精辟的含义，在医疗实践中运用它，很少能取得满意的疗效。我的朋友吴鞠通先生怀有救世的抱负，具有超人的智慧，酷爱学习，从不满足，研究医理力求精深，立下高尚志向，仰慕古代名医，虚怀若谷，效法各家。他担忧这·个社会对温病蒙昧不清，于是传述前代医家的可为法式的语言，抒发平生的心得，穷尽温病的源流，·写成这部书。但是仍旧不敢自信，同时顾虑社会上的人也不相信这部书，因此在书箱里收藏的时间很久。我认为学者的心本来没有自信的时候，可是因为天下有非常多种温病，却竟然没有对付、温病的方法，幸运地获得了这个方法，就应当赶快拿出来使它公开，比如拯救被水淹、被火烧的人，难道还等待整理帽子束结头发吗？况且人们的心理没有不同，高明的医学理论不会与世隔绝，这部书一旦出现，扬子云那样内行的人必定很快遇到，并且将有阐明其中的主旨，弥补其中的疏漏，使遭受瘟疫的人都有登上长寿境域的可能。这是天下后代的幸运，也是吴先生的愿望啊。《折杨皇菩》这类通俗的歌曲，人们都能领会，张嘴而笑，《阳春白雪》这类高雅的歌曲，能跟着唱和的却只有几个人，从古如此。了解我或者责备我，完全听凭当代的社会舆论，难道不好吗？吴先生认为我的话正确，于是共同讨论评定后交付刊印。
嘉庆十七年八月月半后，同乡愚弟汪廷珍恭敬地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