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款中心工作总结 第1篇
今天我们召开全县金融工作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认真总结年工作，部署安排年工作。等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同志和市金融单位的领导将分别作重要讲话，请大家深刻领会，抓好落实。下面，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家报告全县的金融工作情况。
一、年全县金融工作回顾
年，我县金融系统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增加信贷投入，不断改善金融服务，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金融业得到发展壮大。
（一）金融综合实力全面提升
存贷款增长较快，截止去年底，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比年初增加亿元，增长；贷款余额亿元，比年初增加亿元，增长，存贷比比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圆满完成了县政府提出的新增10亿元的信贷目标。特别是信贷投放有新的突破，在全国信贷投放新增额比上年减少18%的情况下，全年累计发放贷款亿元，增长，贷款新增额比上年度增加亿元。
（二）信贷投放趋向合理均衡
年，在央行前后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的紧缩背景下，全县金融机构围绕中心，迎难而上，在优化信贷结构中用好、用足、用活信贷政策，信贷投放更加合理均衡。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资金供给，落实贷款亿元，其中县农发行向县生态产业园发放贷款亿元。有力支持优势产业升级，推动打火机、小五金、皮具箱包、服装加工等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如县农业银行向龙丰实业等7家打火机企业注入资金6750万元。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金融机构与全县44家规模企业建立了信贷关系，年末贷款余额达亿元。其中，县农业发展银行向太平饲料、忆江南米业、亚牧动物药业、精华农产品等企业发放贷款7450万元；县农村信用社向60户生猪养殖户发放贷款1790万元。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放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及个人贷款。县农业银行发放个人和小企业助业贷款年末余额亿元，净增亿元，其作法被总行推介。县中国银行存贷比增加个百分点，以“信贷工厂”模式发放专业市场和个体工商户、住房、汽车消费贷款1亿元，其作法被省分行推广。华融湘江银行积极克服重组改革中的困难，xxx特家具等10家重点企业发放贷款余额亿元，该行的存贷比高达78%。同时，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企业信贷投放，全县共收回“三高’信贷亿元。其中，县农业银行收回8900万元。
（三）金融改革创新深入推进
（四）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坚持以构筑金融安全区为目标，着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县委县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工作，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对支持金融工作、保持金融安全和强化金融信用做出具体规范。成立了金融债权清收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着手开展金融债权维护工作。深入开展信用市场、信用乡镇、信用社区创建活动，“诚信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坚决打击和果断处置非法集资，有效预防和遏制了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同时，全县金融机构以防范职工道德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为重点，加强内部管理，严格责任追究，杜绝了金融案件和重大差错事故。
过去的一年，是我县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对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一年。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市场营销，努力增加信贷投放。县农信社、工行新增贷款创历史新高，县农发行、中行在支持重点项目和县域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县农行、华融湘江银行、邮储银行贷款实现了较快增长。县金融办、人民银行切实发挥职能，加强服务，积极推动。应该说，成绩的取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我代表县人政府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县金融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很多。一是调整信贷结构的内在动力不足。我县生产资源、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传统产业和房地产项目盈利水平较高，从贷款收益角度来说，各银行机构平衡收益和风险，更愿意将大部分贷款投向传统产业、房地产、规模以上企业和大项目。对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投资热情低，信贷结构优化受到阻力。二是银行信贷相对集中。据统计，全县46家1000万元以上的借款企业年末贷款余额亿元，占全县贷款余额的。银行信贷的过度集中，导致较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得不到有效的信贷支持。三是中小企业贷款难和银行放款难矛盾并存。一方面，是大部分中小企业运行不规范，自身条件差，达不到银行放贷的基本条件，融资难度仍然较大。另一方面，由于融资渠道的限制，大量的银行资金找不到好的贷款项目。此外，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健全，金融业整体服务水平有待提升，金融核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年主要目标和任务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东重返全省十强、进军全国百强的关键之年。总体上看，我县面临的发展形势依然比较复杂。世界经济继续缓慢复苏，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土地、资金等经济发展要素供给趋紧。在年的前两月，央行已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一次加息，再过2天，也就是3月25日将启动今年第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已进入“从紧”周期。对此，我们既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加有效的工作，全力做好今年金融工作，确保“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
今年全县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中央、省、市、县经济工作会议和上级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经济转型为主题，正确处理实施宏观调控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以落实货币信贷政策、调整信贷结构、改善金融服务、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防范金融风险为着力点，确保金融平稳运行，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主要奋斗目标是：（1）实现新增贷款性业务比年初增长15亿元以上。各银行机构新增贷款预期目标为：县农业发展银行2亿元，县工商银行亿元，县农业银行2亿元，县中国银行2亿元，县建设银行亿元，县农村信用社亿元，县邮政储蓄银行1亿元，县华融湘江银行1亿元。（2）新增1-2家小额贷款公司，争取设立1家村镇银行。（3）打好清收盘活攻坚战，完成清收不良贷款2亿元。
实现全年发展目标，重点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争取规模，扩大投放，努力做大金融蛋糕
保投入，是加快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就全国而言，面临投资升温可能演变为过热、物价上扬可能演变为通胀的压力，国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东而言，我县的经济总量和投资规模还不够大，各方面加快发展的需求和愿望非常迫切。各金融机构不能简单片面地搞“一刀切”，要做到有保有压，有退有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在信贷投放总量上求得突破，确保信贷投放合理增长。一要切实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供给。今年，我县重点建设项目达87个，资金保障任务十分艰巨。各金融机构要帮企业多想办法，保证重点建设项目不断“粮”。特别是要有效满足生态产业园、开发区等园区建设的信贷资金需求，对邦盛凤凰城、盛风农机、星沙物流、恒源五金等入驻园区的企业要加大资金注入，力争在骨干龙头企业的培植上尽快实现大的突破。二要围绕工业项目加大投入。各金融机构要适应形势要求，发挥融资主渠道的作用，主动调整经营战略，降低门槛，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进行新的市场定位。对大量吸纳就业，有市场、有前景、有效益的优势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信贷支持。重点扶持以东亿电器为龙头的打火机企业，以兴工焦化、聚能焦化为龙头的煤焦企业，以松龄堂为龙头的中药材加工企业，以中亚王子、发仔王为龙头的皮具箱包生产企业。三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当前金融服务民生的重点就是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的信贷扶持，推进农业经营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县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要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着重支持黄花菜品种改造、生猪、xxx、葡萄等重点农业基地建设。四要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要把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作为金融创新的主攻方向，做到中小企业信贷产品进一步创新、信贷手续进一步简化、信贷额度进一步提高、信贷服务进一步优化，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对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消费大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要严格控制，减少房地产企业信贷支持。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及产业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外引内育，培育产业，努力做强金融机构
放款中心工作总结 第2篇
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5年有余，但衰退阴霾依然笼罩全球，世界经济在短时期内难以快速恢复。欧美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发达经济体复苏低迷，深陷高失业、高债务泥潭；新兴经济体扩张强劲，但热钱涌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此起彼伏。众所周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成因非常复杂。直接导因有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创新过渡，政府监管不力，是美国虚拟经济膨胀的必然结果。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要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使其能够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避免虚拟经济在自我循环的小圈子里不断膨胀进而酿成危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xxx曾在第九届《财经》年会上指出：“金融业有些产品基本上在金融业内循环，对实体经济作用较小，甚至成为利用非金融业专业知识不够而赚钱的工具。因此，需要对金融工具进行划分，看哪些金融工具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哪些可能会脱离实体经济；对监管来说也一样，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应区分哪些金融市场工具的发展应该支持。”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近年来金融信贷数据增长较强，而实体经济却改善有限，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冷热失衡的现象。从辽宁省历史数据看，作为社会融资主渠道的银行信贷资金增长率基本高于GDP增长率，2008年以来高出幅度尤为明显（见图2）。如此高的融资总量为什么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大量的资金到底都流向了哪里？是否真正投入了实体经济？摸清这些问题对执行好货币政策，提高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银行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综合1999年～2013年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及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LOAN）说明信贷投入规模，相关数据详见表1。
从总量分析，1999年以来，辽宁省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9年的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了倍。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7944亿元，增长了倍，经济与贷款总量都快速扩张，且增速趋于一致。
对贷款余额与GDP总量进行动态比较，总体上看，两轨迹十分贴近，表明贷款与GDP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从贷款与GDP的绝对量分析，在1999年以来贷款年平均余额与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2008年以前两轨迹十分贴近，2008年以后，两轨迹曲线呈逐步发散态势，贷款余额大于GDP，差距逐步扩大。其中2005年至2008年，两轨迹紧密贴近，贷款规模与当年GDP总量的差距不大，且GDP轨迹曲线一直在贷款余额轨迹上方，即当年GDP总量大于贷款规模，差距最大的2008年GDP总量比贷款规模高1667亿元。但两轨迹曲线从2009年交叉换位后呈现逐步发散态势，即当年GDP总量小于贷款规模，GDP与贷款的差额不断扩大，2013年贷款规模反超当年GDP总量亿元。
1999年～2013年，辽宁省信贷投入年均增长，同期GDP年均增长为，信贷投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个百分点。其中2009年辽宁省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而GDP仅增长，增速差为个百分点，为信贷投入与经济增长差距最大的年份。尽管信贷投入增速与GDP增速数次交替变化，两者出现峰与谷的年份不同，但从整体来看，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表明经济增长与贷款增长有着较为密切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贷款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速，其中2008～2013年信贷投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个百分点，即便剔除2009年差距最大的一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五年间信贷投入平均增速超过GDP平均增速个百分点，高于1999年～2013年的4个百分点，尤其是2010年以来，辽宁的GDP增速和信贷投入增速开始放缓，但信贷投入增速超过GDP增速的趋势却更加明显。
银行信贷投放制约因素
总体看，银行基本能够对信贷资金的支付和流向进行严格监控，信贷资金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支付给交易对手，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信贷资金的挪用风险。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明信贷资金真正用到了生产和贸易活动之中。因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资金投放受多重因素影响，投放压力也越来越大。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不容乐观，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都受到了影响。中国正在面临出口减速、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全球经济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会逐步走出困境，但难有强劲增长，长期衰退局面难以破除；新兴经济体仍将面临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上行双重压力。国内经济将企稳回升，可能转入一个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期，需求动力不足，部分周期性行业和新兴行业产能过剩，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一般加工业和传统制造业将更加困难，实体经济仍不容乐观。目前，大型企业投资活动趋于保守，对银行贷款的有效需求有所减少，优质大客户成为同业竞争的焦点。部分大客户已通过提前还贷并办理再融资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部分压降行业出现客户主动选择银行的迹象；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四大新市场也出现了需求不足的情况，平衡信贷总量与信贷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
法人客户信贷需求萎缩，制约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以某国有银行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A银行）为例，实体贷款需求同比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需求总额下降。从统计需求上看，2014年三季度实体贷款需求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亿元。且贷款需求仍集中在钢铁、电力、交通运输、房地产等景气度较低的行业，非周期性行业贷款增长缓慢，流动资金贷款需求不旺。二是单笔贷款平均需求金额下降。三季度每笔贷款平均需求金额为524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16万元。三是城市客户需求占比下降。三季度城市客户需求占比为，比上年同期下降个百分点。
社会融资渠道趋向多样化，直接替代银行信贷投放。目前企业通过直接融资、理财融资、影子银行及海外融资等方式获取资金的渠道十分便利，银行贷款投放空间受到挤压。这些融资方式监管相对宽松、资金规模大，企业获取资金、运用资金较为便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银行贷款的融资地位。自2012年4月开始，全国债券融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中票、短融等直接融资产品利率维持在4%～6%的低位运行，较年初下降近3个百分点。受此因素影响，省内直接融资市场表现活跃，下半年，省内各金融机构累计承销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262亿元，是上半年累计承销量（124亿元）的2倍。同时，理财融资的平均利率在基准下浮5%～基准上浮10%之间，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略低，且外部监管环境相对宽松。此外，受境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海外代付的境外融资成本大约在3%～之间，融资资金成本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下浮10%。
银行贷款定价水平下滑，间接压缩银行信贷投放。受法人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等因素影响，银行贷款定价水平逐步下滑，银行收益随之下降，间接影响银行信贷投放。其中一家国有银行辽宁省分行的贷款利率平均浮动幅度为上浮，较去年同期减少。A银行新发放实体贷款加权执行利率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其中，受贷款投放客户集中等因素影响，新发放法人实体贷款加权执行利率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受产品结构单一等因素影响，新发放个人实体贷款加权执行利率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银行信贷资金投放压力越来越大，不排除银行为增加收益而另辟蹊径。当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信贷资金存在“资金空转”现象，即认为金融机构通过大量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相互拆借资金、购买债券和理财产品等方式，使大量货币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数据显示，我国银行承兑汇票的“承贴比”（贴现额/承兑额）从2009年末的下降到2012年年末的。2013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6704亿元，同比猛增4381亿元，增量高达189%。2013年一季度，辽宁省票据“承贴比”也仅为，为近年来最低点，新增银行承兑汇票与直接贴现额存在255亿元的巨大差额，这种“倒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资金空转”现象的存在，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辽宁省银行信贷较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但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前辽宁省信贷投放具有集中于大中型企业和侧重于传统行业的特征，应进一步优化银行信贷资金结构；二是当前银行信贷资金投放面临较大压力，存在“资金空转”现象，应进一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更加有效地投向实体经济。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地方政府要为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创造条件。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经济条件具备实体经济的典型特征，实现信贷资金更多地、持续地投向实体经济关键是将实体经济存在且合理的信贷需求与商业银行天然的“趋利性”有效对接。然而，现有市场本身不能在该方向上完成自我调节，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干预，积极为两者对接创造条件。短期内，地方政府首先要推动好项目尽快落地，如提高规划、土地、环评等贷款要件审批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耽搁；就长期而言，一是要继续扶持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做大做强，丰富优质信贷客户资源，从根源上解决银行有钱贷不出去的问题；二是要建立并完善银行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成本；三是自上至下调整对各级政府金融工作的考核思路，将考核核心从信贷增长总量向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效果上转变，利用好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导向作用。
人民银行要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合理运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对切实将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当地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要优先给予支持，反之，对于过度参与公开市场操作，以“资金空转”追求短期效益的金融机构要在这方面坚决予以限制；动态调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参数，将涉农及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结果合理运用到稳健性参数调整，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增强对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继续发挥准备金工作的定向支持作用，对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实施优惠性存款准备金率奖励政策。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信贷资金流向监控和用途管理。全面强化贷款三查，切实防范信贷风险。首先要严格贷前调查，对于贷款用途模糊xxx的企业要深入细致的调查，严把贷款准入关。其次严格贷中审查，明确层级审批权限，落实审批责任，切实做到审批授信依法合规。最后要切实加强贷后检查，强化贷后定期检查报告制度，严控企业借款资金的用途、进度和流向，确保其用于真实的生产经营和贸易活动。
放款中心工作总结 第3篇
一、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发展历程及作用评价
我国再贷款的起源与发展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1979—1983年期间，当时的人民银行肩负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核定专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存贷差来实现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因此，这期间对存贷差计划的控制可以看作是我国再贷款工具运用的萌芽阶段。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借差计划的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核定了借款基数，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后的十年间（1984—1993），再贷款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渠道，占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在这一阶段中，再贷款主要由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根据总行的计划对当地商业银行发放。199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革信贷资金与规模的分配体制，收回人民银行分行供应和调剂再贷款规模的权利，再贷款供应渠道发生重大变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主要任务成为发放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标志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再贷款开始成为真正的间接调控工具。再贷款不仅继续发挥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作用，而且开始承担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
有人指出，再贷款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动性。但是应该指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任何一种单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宏观调控，而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配合和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进行宏观调控的实践，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环境，可以肯定，再贷款是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一项有效的间接调控手段，在调节基础货币总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国家信誉方面发挥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调节货币供应量。1984年—199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贷款始终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再贷款的投放对于弥补重点资金缺口、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地区或部门间资金余缺，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调剂头寸不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计划，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灵活调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
3.稳定经济金融秩序。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少数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引发支付危机，中央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对出现危机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了支付压力，控制了支付危机，迅速有力地稳定了金融局面。对关闭、撤销清算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用于个人债务兑付，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确保了一方平安。
4.支持金融体制改革。为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适时向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确保转轨时期的顺利过渡。
二、新时期再贷款管理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贷款管理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实施货币政策逐步实现间接调控的背景下，再贷款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职能增多。从最初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发展到调整信贷结构、化解金融风险等作用，再贷款的职能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二是对象扩展。1998年前，分支行再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随着职能的转变，再贷款的投放对象逐步扩大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三是风险加大。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再贷款虽然是信用放款，但还款属于必须完成的强制性计划。自人民银行开始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后，再贷款被用于撤销机构的债务兑付，受撤销机构资产质量极其恶劣，清收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再贷款难以按期收回，甚至出现损失；四是管理细化。目前仅人民银行分支行所操作的再贷款种类就达到了六大类十几个小类，六大类的具体划分为：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的短期再贷款；用于支持农户生产的支农再贷款；用于解决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困难的紧急贷款；用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地方政府专项借款；其他再贷款。为了确保再贷款的用途和投向，目前人总行规定的再贷款都是专款专用，各类再贷款之间严禁串用，不同种类的再贷款的发放期限、投向、办理手段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如《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管理办法》、《短期再贷款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五是操作层次多。在当前再贷款的管理模式下，从总行、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中心支行、县支行各个层次的人民银行都担负了再贷款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微观操作职能；如总行直接负责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则由中央银行的最小单位县支行直接对农村信用社办理发放和收回手续。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崭新的机遇。2002年11月，人总行召开了全国再贷款工作会议，副行长xxx讲话指出：如何用活、用好再贷款工具，是各级人民银行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笔者认为，要提高再贷款管理水平，必须审时度势，全面认识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再贷款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挑战：
挑战之一：金融开放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2001年12月11日，在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它宣告了中国金融业全方位开放的开始。值得关注的是，1995年达成的关于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以及1997年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金融服务开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这些都将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管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表现有三，第一，外资金融机构将拥有使用再贷款的权利。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五条基本准则之一的国民待遇原则中，要求成员国允许设在其境内的其他成员国的金融机构获取正常业务活动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资便利，例如允许外国银行从其所在国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或进行票据再贴现。而我国现行的各类再贷款管理，尚没有适应于外资银行的再贷款种类或办法。第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的作用可能会发生泄漏。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它的资金需求并不完全依靠中央银行，当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实行基础货币的吞吐时，无法将货币政策的意图传导到位，相反，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逆向操作，弱化甚至改变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意图。第三，有问题外资银行使用再贷款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12月颁布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办法》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使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的条件、程序、期限、用途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最后贷款人政策一个比较全面的成文规定，但仍与国际上对有问题机构救助的原则有很大差距，如贷款申请人仅为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条件过于宽泛，抵押无法真正落实等。那么，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能否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1995年，美国曾就是否向一个在纽约经营的日本银行陷入流动危机提供援助引发争论，这个问题我国同样无法回避。加入WTO后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冲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再贷款管理产生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降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减弱，货币政策对外的依赖性增强，作为货币政策组成要素的再贷款工具，它的使用和效应必然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挑战之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分离后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继证监会和_成立后，2003年3月10日，十届_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_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从一个主体内相互联系紧密的两个部门演变为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协调，势必会对这两项职能的实施产生一定的，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监管创造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则是维护金融业安全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但是，不当的金融监管将会干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会导致再贷款的紧缩效应。如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为了加大对中小和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主动拓宽基础货币渠道，对中小金融机构增加了再贷款，但这部分机构也正是金融风险集中、支付状况不理想的金融重点监管对象，在严格的监管约束下，中小金融机构不免产生“惜贷”、“拒贷”、信贷集中等非理性的消极行为，再贷款不能发放到位，效果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传导受阻。而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使再贷款的运作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而且具备运用国家财力、政府资金、商业银行援助等综合化险的能力，而我国尚未进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性阶段，中央银行责无旁贷地扮演了风险最终承担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一旦发生金融风险，中央银行作为贷款人需要对借款机构的整体状况进行谨慎的评估与判断，这与化解危机的时间性要求恰好是相矛盾的，如果缺乏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再贷款的发放将无法执行、合理的操作程序，此外，有机构提供的抵押品通常不充足或不真实，再贷款的偿还难以保障，再贷款的风险系数将成倍增长，再贷款被动性的发放还将强行破坏货币政策的传导，严重干扰货币政策实施。
挑战之三：货币政策工具职能变化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首先是再贷款本身的职能发生了变化。1993年至1997年间，再贷款是我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支持对象的商业银行资金需求不大，再贷款作为基础货币主渠道的作用已经退居次位，调整货币信贷结构和履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上升为再贷款的主要职能。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使得再贷款不再是计划体制阶段下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调控手段，新的职能对再贷款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主动、灵活使用再贷款有效支持的快速健康增长、如何处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确保中央银行资产安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再贷款管理中的新课题。其次是再贷款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问题。一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另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运用所产生的作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内部协调和工具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一种工具在实行货币扩张的同时，另一种工具却在收缩货币，无疑将造成货币政策的无效。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实行以数量型为主的间接调控，再贷款作为主要的数量型间接调控手段，做好与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指导等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意义重大。
三、强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现实操作建议
1.全面认识新时期再贷款的作用与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要在传统工具扬弃的基础上，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操作经验，选择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政策工具。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效果看，再贷款都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要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全面认识新形势下的再贷款工具，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顺应经济的特点不断创新和完善再贷款的功能，促进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要澄清对再贷款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不能把再贷款等同于政策性借款、扶贫贷款和财政贷款，尤其要增强再贷款的风险意识，通过优先选择抵押或质押贷款方式、建立再贷款发放的量化考核体系等方式提高再贷款的安全系数，实现中央银行资产安全性、资产性和流动性的统一。
2.完善再贷款管理的政策体系建设。我国现行的再贷款管理的总领性文件是1993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管理办法》，随着再贷款业务的发展变化，以往的办法规定已无法适应或涵盖当前再贷款管理工作的需要，要尽快按照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清理、修改、废止、完善现有的再贷款管理规章制度，即要有全面的整体性的制度办法，也要有分类的管理规定；既要有再贷款的管理办法，也要考虑与再贷款业务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银行危机处理体系、银行信用和资产评估体系、存款保险法律体系等；既要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也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通过规章制度的建立使再贷款管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