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第1篇
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05年，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第2篇
在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时，有的同学问：“陶渊明怎么就不喜欢做官呢?真奇怪!”有的同学说：“陶渊明因为厌恶官场的黑暗才辞官归隐的。”现在学习《归去来兮辞并序》了，学生对课文注解上的“一直厌恶官场”之说及课文中的相关内容仍旧大惑不解。这既反映了学生受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之深，也可见出学生对陶渊明所作所为及所处历史时代的隔膜与陌生。下面拟就此谈一些最基本的情况以帮助同学们理解课文并就教于大家。
首先应该肯定地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并不是陶渊明本人不喜欢做官。第一，从家庭背景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所谓将门出虎子，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不可能不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第二，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等诗作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青年时期就曾立下“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第三，从陶渊明的个人经历看，陶渊明出生时，陶家已经衰落，所谓“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好酒的陶渊明除了必须解决全家人的口粮问题吃饭问题外还得解决酿酒用粮，而出仕前陶渊明已经“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了“酒计”、生计，出仕做官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禄米无疑是最佳途径。因而，有如此形势，再加上“亲故多劝”，陶渊明在他二十九岁时便毅然走上了仕途且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几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自觉着“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归去来兮辞并序》)，便毅然出任彭泽令。只是在任职八十余天时，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又恰逢郡里派督邮来县里巡视，听到县吏“应束带见之”的告诫，陶渊明才发下了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萧统《陶渊明传》)”的惊天大誓并于当天解绶辞官回乡。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第3篇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隐”，即仕的对立面，是相对于仕的隐，脱离开仕，也就无所谓隐。“隐”和“仕”都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即出世或入世。“归”是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如“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等。“归”，主要解释为“返回”之意，“归隐”即返回到“隐”这种处世态度或处世方法，也即“出世”。从“返回”一词中可简要概括出陶渊明的人生历程：出世(居田)——入世(时仕时归)——出世(归田)。在其《饮酒·其十九》中写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中也可知道，陶渊明是在学仕之前先已在田园之中，所以他的归隐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而“投耒去学仕”反而是学着过的一种生活，一种不自然的生活，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情结”意为“心中的感情纠葛”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归隐”正是陶渊明“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情。这可从他的诗文中来求证：
(一)“居官”时期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从小就爱好大自然，对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兴趣。不过，年轻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其二》)的雄心壮志，他在《荣木》一诗中还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以后来，陶渊明出仕了，但在居官过程中，他却一再留恋山泽乡居的生活，时仕时归。
陶渊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去江州做祭酒，但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却看到了许多官场之弊，深深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壮时期的热情。所以，他很快就辞官归田。“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他当时就下过的决心，也曾想坚持下去，但此时的陶渊明毕竟年纪尚轻，内心还埋藏着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些“良性变化”[5]，重新激起了陶渊明“大济于苍生”的壮志豪情。于是，闲居了几年后的陶渊明，在三十多岁时再度出仕。但这一次，他依旧不是一路欢欣，而是对官场生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退隐之心更是与日俱增。且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
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枼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这两首诗写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36岁(据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他此时是桓玄的幕僚，作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请求获准发兵讨伐孙恩[6]。从诗歌描写的情形来看，他这次赴京虽然履行了使命，但回来时的情绪却十分不好，诗中通过征途中遭风浪、阻穷湖而不得尽快到家的苦恼，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厌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的感情;又以归路与旧居相对，以行役之苦与园林安静美好使人留恋作比，表明他对出仕做官所抱的厌倦态度。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记载，陶渊明当时到了京都建康之后，由于亲眼看到了司马道子父子及司马尚之兄弟挟制皇室和他们的专横暴虐，看到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与桓玄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等等，陶渊明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桓玄也起了疑虑。这样，他原先内心的热情消退了，越发感到这次行役没有意义，甚至后悔当初的出仕，又转而思念起园林，想重新回去隐居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这正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刘裕帐下任参军。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于“畴昔苦长饥”，才“投耒去学仕”，所以从一开始，陶渊明就没有抱太多的热情。且看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
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本诗写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40岁，本诗是在他去赴任刘裕的参军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归思却把诗人向后拉。异乡的景物没有使诗人感到新鲜，却使他感到厌倦，因为诗人心中所怀念的，是身着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田园笔耕的`素志，才是陶渊明内心的真正寄托。自由自在高飞的鸟儿，在水中轻快地游来游去的鱼儿，都使他这个有了俗务缠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惭愧。所以诗人强调他是“暂与田园疏”，表示“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最终要回到田园隐居。这一次，陶渊明更加坚定地确定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归隐田园。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初，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幕府回到了浔阳，在当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麾下做参军。同年三月，陶渊明作为刘敬宣的使者到京师给刘裕送辞职表，途中写下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这首诗：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在诗中，陶渊明再次表达了要永久归田的决心，对自己抛弃田园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怀疑甚至自责，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归隐田园的素志不可改变，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样坚定高洁。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决心是越来越大。终于，在他41岁的这一年，从彭泽县令任抽身归隐后，躬耕垄亩，再不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头两句，如大声疾呼，如大声棒喝，这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召唤和命令。诗人把自己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可见痛悔之深。而对即将到来的田园生活则向往之至，情怀急切，语调轻快，不难想象诗人当时的心情。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为期甚短，他辞官的原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隐逸传》，后来萧统作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渊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亲故的劝说下，决定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适逢郡督邮来县视察，县吏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件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辞的序言中写到：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泽令，本是为了温饱，但卑躬屈膝的官场生活与渊明的个性到底不相容。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难以忍受。为了填饱肚子而勉强从仕是错误的，有愧于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园后更穷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讨，但他的心却宁静了，因为在隐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第4篇
论辛弃疾归隐时期的陶渊明情结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谥忠敏。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著有《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_落职，退隐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弃疾逝世，年68岁。
【陶渊明】东晋时著名诗人。因其诗作主要在田园领域且成就颇高，故被后人奉为“田园鼻祖”。陶渊明曾入仕，做过江州祭酒、彭泽令一类的小官，也曾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极大政治热情，但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辞官，归隐田园。陶渊明为人景仰，起初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高洁的隐士，他的躬耕道路和平淡诗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陶渊明真正被推崇是在宋代。宋人认为“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当时的文坛巨子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更是以陶诗为诗之最佳。苏轼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推崇陶渊明的时代，辛弃疾受到陶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陶渊明在作品中实现了道家追求“自然”，玄学推崇“平淡”的美学理想，以道家知足寡欲、乐天安命、自然无为的思想挣脱苦闷，创造出宁静、平和的物我交融之境。同样，“自愧渊明”却又屡屡言之的辛弃疾，也对陶渊明表示出极大的认同，词作中流露出浓郁的陶渊明情结。据统计，辛词中涉及陶渊明的有92首142次，而且绝大部分创作于他归隐期间。
辛弃疾是南宋真正的主战派，平生极为佩服继承父兄霸业，称雄江东，北拒曹操的吴主孙权。深为羡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刘裕。然而在他南归之后，不受重用，屡遭猜忌。虽曾四任帅臣，三为运使，却是七年九迁。并遭台谏之臣指责为“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从此罢归带湖，后曾短暂复出，但很快又被罢官，退隐瓢泉。虽六十四岁时最后出山，却一如往昔，很快罢官。后于1207年走完了他悲剧的一生。
辛弃疾的陶渊明情结主要体现在闲居带湖和退隐瓢泉时期。
一、闲居带湖时的表象认同
辛弃疾被罢闲居在带湖，共十年。这一段岁月，辛弃疾心情十分矛盾，虽遭_劾，深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心中之气郁结难平，但还是深信自己不日必将受到朝廷重用，立马横刀，驰骋中原。所以这一时期，辛弃疾聊以自慰的是儒家传统的进退取舍思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荀子·儒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下》)。虽然辛弃疾对“舍”、“穷”表示认同，但“用”、“通”、“达”思想却一直潜于内心，表面的退舍思想中隐藏着一颗矢志报国、建功立业的热心。
由于毕竟归隐山野，又非本愿，为排解愁绪，表达高洁志向，所以在这一时期，辛弃疾的生活、创作都表示出对陶渊明的推崇——过着平和的归隐生活，创作富有田园特色的词作。但如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辛弃疾对陶渊明归隐精神的理解是偏颇的，有悖于陶渊明的本心。且看辛弃疾闲居带湖时期的词句：“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候渊明。”(《临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细分析，辛弃疾这一时期词作还仅停留在对陶渊明的表象认识上。所以提及陶渊明总是不忘酒与菊，从而进入到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士风流中去。“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从中可知辛弃疾此时眼中的陶渊明仅是一个“好为梁父吟，静待隆中对”的假隐士。表面种菊、喝酒、写诗、醉卧田园醒对青山、率意而为，怡然自乐。但实际上还是存有一颗入仕之心，静观态势，等待时机，重入仕途。且看他的`一首词：《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济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绕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辛弃疾的这种认识也好像很有道理，因为陶渊明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辞去彭泽令之前，他不断摇摆于官僚与隐士两种角色之间，隐居时想入仕，入仕后想隐居，想光耀门庭，又不想屈服于他人。但陶渊明真正归隐田园，热衷躬耕，进而创作大量田园诗成为“田园鼻祖”，并不是这一时期，而是与官府彻底断绝关系，辞去彭泽令之后，陶渊明真正受人推崇的也是归隐田园后的高洁人格和反映田园风光的诗作。辛弃疾闲居带湖时认同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前的思想，并没有领悟到陶渊明精神内质和精髓。
二、退隐瓢泉时认识的深刻
十年带湖闲居之后，辛弃疾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出山。但重返官场的时光依旧那么短暂。辛弃疾拖着疲惫的身躯不得不再次退隐，来到瓢泉。经过又一次的打击，辛弃疾那种报国热情平和了很多。儒家穷则独善、箪瓢自乐的观念已无法抚平其心灵的创伤，失去了希望的辛弃疾此时更多杂糅了一些道家泯是非、等贵贱、一死生的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辛弃疾对心中理想楷模陶渊明的认识也深刻多了。且看他在瓢泉时期涉及陶渊明的词句：“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贺新郎·鸟倦飞还矣》);“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东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词中陶渊明形象与带湖时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他此时认同的陶渊明并非抛弃名利之追逐、归耕田园之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率性而为、顺应自然的思想境界。于是他写道：“往昔曾论，渊明胜似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说，日饮亡何。”(《玉蝴蝶·贵贱偶然》)再也不是饮酒种菊之卧龙，代之以“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贺新郎》)从这一系列改变中可以得知，历经短暂复出之后，重又隐居瓢泉的辛弃疾再也不复当年之意气风发，在此次重出中他终于领悟到南宋朝廷政治派系斗争奥妙之所在，于是支持他奋斗半生的精神支柱突然倒塌，从此心灰意冷，不得不借助老庄来掩饰内心之悲怆，为平复内心之悲痛，他将眼光放向前贤，对处于同样境遇的陶渊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这位异代知己身上寻找一种精神，从而更为坚强的活下去。
确实，瓢泉之辛弃疾与辞彭泽令之后的陶渊明心态和处境极为相似。两人之前都于隐与仕之间徘徊，而此时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过问功名事，从此隐居度余生。他们的理想皆已破灭，对前景心灰意冷。如此相同的情形，也就难怪辛弃疾有如此浓厚的陶渊明情结了。他此时将陶渊明的两大精神支柱———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纳为己用，调节了他人生观中进与退的冲突，缓和了他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也正是他这一时期词作风格由豪迈转为平淡自然的原因所在。
辛弃疾对陶渊明思想的领悟是比较深刻的，词风也深受陶渊明田园诗风的影响。但辛弃疾毕竟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的真隐境界，辛弃疾并没有完全达到。陶渊明归隐之后，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淳朴的田园生活之中，乐于躬耕，亲近农民，安于贫困，放弃任何入仕机会。据载，朋友檀道济做江州刺史去看望陶渊明，劝他在刘宋朝内做官时，陶渊明尽管常吃不饱饭，已饿得几天起不来床，也还是把檀道济送的粮、肉等扔出屋去。所以陶渊明安于田园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杂念的。正因如此，他才写出了反映田园生活的名篇佳作。因为亲自参与田园生活，亲历农村凋敝、民生疾苦的现实，所以，诗中不时展现田园生活的宁静中所包含的寒馁、辛劳以及遭受租税剥削的痛苦，这也成为后来田园诗人笔下屡见不鲜的主题。辛弃疾的归隐表面看也是真心，但从辛弃疾自身来讲，如果真有召他重返仕途报效国家之机，他将会义无反顾，离开山野。所以他的退隐并不纯粹，这和陶渊明的真隐是不同的。再有，辛弃疾的田园词作没有真正反映田园生活的辛劳，他只是田园生活的旁观者，与实际田园还保持一定距离。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辛弃疾却能建豪华住宅;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辛弃疾却“夜来依旧管弦声”、“两行红袖争扶。”这就使辛弃疾缺少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的艰辛与快乐，其审美情趣也因此带有较多的士大夫文人气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辛弃疾田园词的现有面貌：清新欢快，色调明朗，带有浓郁的牧歌情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弃疾虽然与陶渊明的思想、创作有相异之处，但依然有着浓郁的陶渊明情结。他深受陶渊明思想品格、生活情趣等影响。同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和发展了陶渊明，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陶渊明形象。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第5篇
陶渊明辞官归隐
时代背景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主人公简介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1] 到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后，反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去来辞》、《归园田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文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一个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世、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
陶渊明的诗文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